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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家郑鸿生:在台湾,寻回失落的母语论述能力

来源:澎湃新闻 | 王芊霓  2019年06月16日10:12

1962年,台湾作家郑鸿生的祖父过世。台南市东郊的墓园里,祖父的墓碑上刻着祖籍地“荣阳”。十岁出头的郑鸿生不解。一来,曾祖父墓碑上所刻祖籍地为揭阳,何以曾祖父与祖父的祖籍地竟不同?二来,“荣阳”在何处?中国有“荣阳”这个地方吗?

多年后郑鸿生才知道,中国没有“荣阳”,只有河南“荥阳”。荥阳是郑姓起源地之一,郑鸿生的父亲及叔伯希望祖父死后回到郑氏发源地,故刻荥阳于墓碑上。其曾祖父于广东揭阳出生。

郑鸿生猜测这一谬误的原因:“荥”与“荣”在闽南语中读音相同,父?#19981;?#35768;只知“荥”的读音,不知其正确写法;或许依稀记得?#20013;危?#20197;为就是“荣”字。“荥”与“荣”,一个从水,一个从木。在郑鸿生看来,部首的差别代表着祖父、父亲两代人之间“难以弥补的母语能力的退化”。父辈中最年长的大伯出生于1913年,最年轻的四叔出生于1930年,兄弟四人?#26377;?#25509;受日本殖民者的教育,无缘传统中文课堂。兄弟四人皆为当时的知识精英,却不识本家起源地“荥阳”。

6月8日,郑鸿生在?#26412;?#22806;研书店发表演讲,?#25945;?#22312;台湾如何失寻回失落的母语论述能力。台湾学者瞿宛文等嘉宾参与对谈。

“乙未世代”?#26377;?#23398;起即接受日语教育

1895年,甲午战争中方战败,台湾岛及所有附属?#27827;?#34987;日本侵占。

此前,台湾人口主要为闽南人、客家人,及少数民族,从日常生活到读书看戏、阐述论辩都使用闽南语、客家话等方言,书写则使用文言文。每种方言都是一套完整的语言系统。

日本侵占台湾后,实施去中国化的政策,其中尤以教育改造为重。1898年,日本殖民者于台湾设立“公学校”,即现代小学,全面实行日语教育。在与日本现代化教育体制的竞争中,教导孩童使用闽南语、客家话读书识字的传统中文学堂败下阵来,逐渐凋零。

郑鸿生将1895年(乙未年)后接受教育的台湾人称为“乙未世代”。从二十世?#32479;?#21040;1945年日本战败退出台湾,“乙未世代”中有能力接受教育者,绝大部分进入日本殖民者设立的教育系统,用日语上课,不被?#24066;?#20351;用母语。

学校中虽有中文课程,讲解中国传统经典,但起初聘用台湾老师,后来改换日本老师,无助于母语学习。这些经典是“闽南语内含的传家宝”,但“乙未世代”连最通俗的《唐诗三百首》也很少接触,也不像旧时学童?#21069;?#20174;《幼学琼林》中学习中文所包含的历史与地理知识,更遑论以闽南语接触这些经典。

由此,“乙未世代”失落了母语论述能力。郑鸿生还记得,中学时代于家中谈论时事,面对自己的发问,父亲默然“失语”。相比于自己能使用在课堂上学到的“国语”及一些闽南语,还能引用从报纸上看来的成语修辞,父亲只能用日语论述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,1945年台湾迎来光复。其时不少人开始讨论语言学习的未来:学以?#26412;?#23448;话为基础的“国语”,还是英语?闽南语并不在这代人的选项之中,他们并未想过寻回闽南语,也“无知于丢掉了什?#30784;薄?/p>

在此语言交替的关键时刻,语言学家魏建功、何容一批人从大陆赴台,于1946年筹建“国语推?#24418;?#21592;会”,却发?#21482;?#22797;台湾方言更为迫在眉睫,因为他们此?#25353;?#22823;陆的经验认识到,方言是学习“国语”的重要媒介。此时的台湾人已失去方言能力,方言也已失去应有的社会地位。

但?#26412;直?#21160;,“国语推?#24418;?#21592;会”大部?#27542;?#21592;回到大陆,仅何容留台,首要恢复方言的构想在1949年后台湾?#26412;?#30340;计划中已不见痕迹。

“国语原来可以讲出这么精彩的东西”

二十世纪六十年代,是台湾人语言论述能力的“复原期”。

其时郑鸿生念小学,日常生活主要使用闽南语。学校里不少年轻一辈的老师毕业自光复后的师范学校,说一口标准的“国语”,“有些还标准到?#36873;?#38899;’‘英’分得特别清楚。?#21271;?#26631;准的发音更重要的是,“国语”逐渐成为用于公开演说的语言。郑鸿生五年级时,有位来自外省的同学,竟能在讲台上用“国语?#21271;仁只?#33050;讲故事,逗得大家哈哈大笑。那是郑鸿生第一次发现同辈中有人能如此纯熟地使用“国语”,让他倍感惊喜。

郑鸿生五年级时,台湾?#26500;?#23450;学生、老师在校只能讲“国语”,不许用方言。学生们精神为之一振,毕竟,“比起整天在教室里面回答考试题的处?#24120;?#36825;实在是好玩太多的游戏”。大家努力用结结巴巴的“国语?#34987;?#30456;笑话,抓住对方没用“国语”的小辫子,“?#27542;?#19968;团”。但这项规定并不实际,因为无法一一处罚违规者,且只用“国语”是校长及不少老师也做不到的,因此“闹了几天之后就无疾而终”,?#21482;?#22797;讲闽南语的日子。

初中,情况又有变化。班上最喧哗的仍是台南声腔,但已不像小学那样是“清一色闽南语风味”。年轻老师不仅发音标?#36857;?#36824;能深入讲解文学作品。郑鸿生初中有位“国文”老师,用标准“国语”教唐诗?#26410;省?#21776;宋八大家散文。讲起《滕王阁序?#32602;?#21535;到“秋水共长天一色,落霞与?#21527;推?#39134;”,兴高采烈,手舞足蹈;背?#23567;?#38271;恨歌?#32602;?#22825;长地久有?#26412;。?#27492;恨绵绵无绝期”,“把我们这些小毛头带到一个出?#23601;?#20439;的境界”。

郑鸿生记得的还有位“名字就很漂亮”的男生,他叫江枫,?#21834;?#27743;枫渔火对愁眠’的‘江枫’”。老师?#25165;?#27743;枫上讲台报告国际时事,他竟用标准国语,像《三国演义》一样把国际时事讲?#27809;?#22768;绘色。国语原来可以讲出这么精彩的东西。”

年轻老师、口才好的同学让郑鸿生感受到“国语”的魅力,?#37096;?#22987;学习用“国语”思辨、论述。但说“国语?#27604;?#26159;小众的事,他对台南本地同学讲起“国语”,遭来白眼:?#29677;?!郑鸿生竟然讲国语啊!”

“国语”首先作为文学语言为战后新生代所掌握

高中,“国语?#34987;?#22659;渐渐打开,说“国语”不再引人侧目,“国语”逐渐成为同学之间通用的交流语言,内含在这套语言中的整个思想世界也渐渐打开。

“国语”首先作为文学语?#21592;?#25112;后新生代掌握。除了课本上的文学作品,第一个走进视野的是让郑鸿生数十年难忘的漫画书。1960年代初,台湾涌现大批本土漫画家。大婶婆、魔鬼党、诸葛四郎……郑鸿生以“国语”在心中模拟这些漫画人物的?#22253;住?/p>

漫画之后,是各大报?#30342;又?#19978;的言情小说、武侠小说。琼瑶、卧龙生、古龙……这些小说?#22253;?#35805;文写就,包含丰富的传统诗词经典,无疑是对台湾青少年的文艺启蒙。“对于情窦初开的青少年而言,这些没有不吸引他们的。”

这一时期,台湾文学也迎来高峰。新一代的文学创作如雨后春笋般涌?#37073;?#22823;批台湾作家用“国语”写当地的人、事、物,甚至开创台湾乡土文学的流派。

受此影响,热爱文学的中学生大多加入文学校刊,这些“做梦、会写诗、想发表,写各?#26376;?#19971;八糟东西的文艺青年?#26412;?#20250;、写作、读书,并逐渐从文学创作进一步深入到思想论辩与阐述。

这些文艺青年思想的成长还得益于1960年代台湾出版的荣?#21834;?#24403;地新生出版社出版大量在地作品、外文译作,大陆迁台的“商务印书馆”“中华书局”等老出版社则发?#20889;?#37327;旧书,内容包罗万象,?#29992;?#22269;时期中国文学作品、思潮论战,到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大小仲马等经典外国文学作品。这样丰富的读书经验、思想资源,是“乙未世代”不曾有过的。

“国语”真正成为当时青年思考的语言。吸吮着“中国现代化的奶水”,战后新生代“以毋庸置疑的中国人身份?#21271;?#35770;、锤炼思想,可以说找回了父母亲所失去的论述能力。

1970年代,青年在论述上已了无?#20064;?#20855;有活动能力和论述能力的学生积极参与论辩,广泛讨论现代与乡土等议题。台湾社会1970年代在思想论辩上的发展,将所有知识青年网罗进来,清楚地与“国语”这套论述语?#22253;?#22312;一起。

到1980年代,战后新生代成为父母,面对子女时,将不再如郑鸿生的父亲一般陷入失语的困境。

口语的统一或许与市场化有关

从台湾经验出发,如何理解二十世纪整个中国的语言经验?台湾经验应当被放置在什么?#24674;茫?/p>

《读书》?#21448;?#32534;辑曾诚想到自己的父亲,一个出生于1939年、毕业后分配?#22870;本?#24037;作的广东揭阳人。父亲的母语是潮汕话,不能自如运用普通话,在不会潮汕话的曾诚面前显得寡言。但父亲却能写极好的家信,文字是庄重老派的文言文风格。曾诚猜想,父亲阅读、思考时,心中所用的当是潮汕方言。还有一次,他见到父亲用潮汕话为奶奶讲解日?#22330;?#26376;?#22330;?#20182;想,“父亲的潮汕话是能讲自然科学?#35272;?#30340;!”

台湾“中研院”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?#38590;?#31350;员瞿宛文有些羡慕台湾本地人能掌握方言。瞿宛?#27597;?#27597;是上海人,迁居台湾,因此她除了会“国语”,还会上海话。但这些上海话极其有限,并不能帮助她在今天的上海畅通无阻。而“国语”似乎还不足以成为母语,所以她有?#26412;?#24471;自己是个“没有母语的人”。

清华大学中?#21335;到?#24072;袁天欣与郑鸿生有相似的小学语言经验。农村小学,老师用方言上课。1990年代末期,国家忽?#36824;?#23450;所有老师必须用普通话上课,学生在课堂上也不能用方言交谈。但当她用普通话与同学说话时,同学却很震惊:“你要干嘛!”老师里也只有语文老师换用普通话。中学时期,大多同学在城市中长大,不会方言,方言竟给人?#25353;忠啊?#30340;印象。而她下一代的侄子侄女,很多人既不会讲方言,也讲不好普通话,讲一口“长沙塑料普通话”。这样的语言经验让袁天欣思?#36857;?#27604;起所谓民族主义,这个口语统一的过程或许与中国1990年代后期?#26412;?#24066;场化有着更深的关系。

社科院哲学所副所长张志强认为,语言在很大程度上“就是一个祖国”。

?#26412;?#24072;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湛晓白提到“国语运动”的历史:不论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家开创的白话文学实践,还是赵元任等语言学家开创的语言规范化运动,更多强调汉语作为一种公共语言如何为现代人所用,帮助现代人更好地表达。这种现代性与?#20998;?#30340;经验很不相同,?#20998;?#30340;语言经验更注重政?#25105;?#20041;上的国家认同,把语?#32536;?#20570;民族认同的符号。

社科?#20309;?#23398;所副研究员陶庆梅看到郑鸿生讲述的语言经验背后的哲学意义:看上去好像是“我们在说语言”,其实“语言也在说我们”,即人被语言塑造。语言与我?#20146;?#36523;的关系是什么?#35838;?#20204;感受到的主体是真正的主体吗?还是说我们没有感受到的、语?#28304;?#36896;出来的才是真正的主体?具体到台湾的历史场景,语言又是如何构造主体的呢?她认为,郑鸿生用日常的叙述为解答这些哲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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